首页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第一卷)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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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历史系本科。1964年本科毕业的同时考取了本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并于1967年毕业。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我离开母校到外地执教。1981年5月,我回到阔别许久的母校,跟随白寿彝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先生已经辞世,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长在。

回想起来,在过往的岁月中,有四十多个年头,我都生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怀抱之中。老师、同学、同事,还有许多学生,都曾给予我教育、鼓励和帮助,令我始终心存热情和动力,不曾冷却和减退。此时我想到的这些,是因为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在很大意义上是我对学校的汇报,对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们的汇报,对学术界朋友们的汇报,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一次学术总结。在这篇序文中,我想着重讲讲我对中国史学史认识和探索的发展过程。

从理论上讲,我的专业始于1964年大学毕业步入研究生学习的阶段。但实际上,我的学术生命当始于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当我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习作《唐代史学和唐代政治》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想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学术工作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我的治史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落脚点就是唐代史学。

我从1973年起讲授中国古代史,而对唐代历史关注更多一些。1977年,在白寿彝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回到中国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经过再三考虑,我把唐代史学作为起步阶段的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作“唐代史学编年”,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学发展的梗概,而其间意外的收获是积累了二三十个问题;第二是撰写专题论文或短评、札记,这是“学步”的过程;第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性把握并写出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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