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不少治史者对于历史（或曰史事）与史学的区分不甚关注，这颇有碍于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辑者十分明确地把握了关于“史学”自身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概括为“要义”。我们从书中所辑诸文可以看到，卜大有受到刘向、《隋书·经籍志》《史通》、曾巩、郑樵、马端临等史家、史书的启发颇多。可以认为，《史学要义》大致上勾画出了上起西汉、下迄明代人们关于史学之认识的轨迹。如果说在此之前，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以作者自己的评论来描绘唐初以前的这一轨迹的话，那么卜大有的《史学要义》则是以诸家所论来铺筑汉、明间的这一轨迹。二书的识见和影响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旨趣确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要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辑者的勤于搜求和精于取裁，使《史学要义》在文献上的价值也很突出。书中所辑之文，重要而常见者自不必论说，贵在辑者的视野开阔，采撷广泛，多有新的发掘。例如，宋人唐庚论“古史官不专注记”，王安国“后周书目录序”，张唐英“读《史通》”；明人陆深论“历代史官建置”“论作史义例”“作史法”，杨慎论《史通》等，多不甚为人们所关注。此类文章，占有一定分量。这对于从文献发掘方面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然，《史学要义》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疏漏和缺点。第一，失收一些重要论述，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高祖和唐太宗修史诏书、吴缜《新唐书纠谬序》等。第二，所收诸文，多有出处不详者，如凡署作者姓名之文，均无出处，不便于查对、校勘。第三，标目错误或不当，如卷1所收《范晔传》，作者却署为“陈寿”。查此传辑自《南史》卷33《范泰传》附《范晔传》，作者应署为李延寿。同卷目录中有《答韩愈论史官书》，当作《与韩愈论史官书》；“杂史”之下署为“《隋书·艺文志》”，当作《隋书·经籍志》；“司马谈司马迁”之下署为“司马迁自序”，当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卷2目录中的《陈寿传》《习凿齿传》《干宝传》，均署为“唐太宗”，实误，这是受了《晋书》曾被题为“御撰”的影响而致误；“李大师李延寿”下署为“《北史·李延寿自序》”，当作“《北史·序传》”。卷4有“宋史九朝实录”，文录自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原作“九朝国史”，所改非是，等等。第四，补卷称“史学要义补卷之五”，于义不妥，且文、目分离，不符合史书编纂体例，于阅读亦颇不便。产生以上这些疏漏和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誊抄、刻印、校勘中出现的问题较多，这或许也反映了明人刻书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