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做简略的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6]，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7]，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兴亡，社会治乱，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历史的变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灭，促使史学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多有这方面的讨论。汉初，面对秦亡汉兴的巨大变动，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陆贾、贾谊、晁错的史论和政论，多有关于兴亡得失的名作。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8]的历史撰述任务。此后，关于兴亡成败的讨论，不绝于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较方法探讨秦、隋兴亡的原因[9]，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纵论南北朝的得失成败；宋代司马光强调，一部《资治通鉴》的主旨即在于“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10]之事，而范祖禹《唐鉴》一书则是把揭示唐朝何以兴、何以亡、后人何以为鉴作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为时势所激，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撰述主旨都以兴亡盛衰为核心；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史学家的兴亡之论继续深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在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总之，关于治乱兴衰的著作，举不胜举。这是因为，从社会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但客观形势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何以治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思想传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两汉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