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极具魅力，故能传之久远，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领域中，名篇以数百计，名著以数十计，这个估计当不为过。这里，于名篇，举贾谊《过秦论》为例；于名著，举刘邵《人物志》、王夫之《读通鉴论》为例，以窥其理论上的魅力。
关于《过秦论》。司马迁在写了《秦始皇本纪》之后，发表议论说：“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40]司马迁没有讲到秦何以兴、何以亡，只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心态，他只用了一句话“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从而引证贾谊的《过秦论》，以此来评论秦朝的兴亡之故。
《过秦论》分上下篇，司马迁所引为下篇。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所引，下篇在前，上篇在后，上篇乃后人以己意所补。[41]这里，我们以上、下篇为序略做评析。《过秦论》上篇，叙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职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逐渐强盛起来。自孝公至庄襄王，秦国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指出了秦国由弱而强的过程。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企图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了秦始皇面对成功而不可一世，以致政策失误，故始皇既没而天下大乱。其政策失误主要在于“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情况，秦二世非但没有革除，反而不断加剧，以致“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这就是为什么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缘故。《过秦论》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后，“子婴立，遂不悟”，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加深，“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但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总的看来，“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论》中最后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剧变之一，贾谊《过秦论》的总结可以说是经典性的论断。它不仅从历史上考察了秦朝兴起、衰亡的过程和原因，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攻守之势异”，则“取之”之术与“守之”之术亦当有异。这个具有哲理性的历史经验，是汉初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过秦论》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对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动做了合乎于理性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