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从大国争霸到七雄兼并战争，一方面推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人民无法休养生息。因此，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提出了天下应当“定于一”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22]的历史性的命题。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实现了“定于一”的历史形势。在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家的民族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出现了多种形式。
统一的政治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政论家、史论家贾谊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23]，从历史发展上揭示了秦皇朝统一事业得以成功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主要动力。这些分析的本质是：社会需要统一，人民渴望统一。
历史形势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史学家思想发展。这不仅反映在史论家的言论之中，也反映在史学家的著作以及与史学家著作有关的著作之中。《春秋》作为较早的编年史著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政治统一局面的出现。人们对《春秋》的解说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所记隐公元年之“春王正月”时，强调了“大一统”观念，这或许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4]的观念有关；但是，这在更大程度上当是同秦、汉的统一事业相联系。[25]
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与司马迁的谈话，反映得十分突出。司马谈强调了从“诸侯相兼”到“海内一统”的历史变化（《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而这正是他们父子史学事业的历史背景。这里所说的“海内一统”比之于《春秋公羊传》说的“大一统”，具有更具体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