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我的肤浅理解，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作者受到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诸多领域的整理工作的启示。他指出：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1]
作者的这一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史学遗产之重要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开展史学遗产整理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是作者对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有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对此，他提出了三点认识。一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作者从西周的“有册有典”讲到清代的“历史书狱”，说明“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2]。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强调历史观对历史著作的重要，同时又指出对历史观进行阶级分析时又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这种辩证地看待历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态度，确乎难能可贵。二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作者列举了这样几条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是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3]。对于这几条规律，作者都略做举例予以说明。大凡承认任何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者都知道，探讨并阐述某一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研究工作中最为艰难的事情。近五十年前，作者提出的这几条规律，以至于还可能存在的其他规律，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一定深度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论著问世。写到这里，笔者本人甚觉汗颜。三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4]。作者认为，不论是做个案研究、综合研究，还是做比较研究，都会起到这种作用。作者举《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较，举《史通》和《文史通义》的一些篇目所讨论的问题，用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看，作者对史学遗产问题，确有深刻的和系统的考虑，其中许多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有关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