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多以号行，浙江余杭人。早年师从俞樾就读于杭州诂经精舍。甲午中日战争后，忧于国事，赞成维新变法，为《时务报》撰述，发表政论，宣传改良。戊戌政变后，流亡台湾，后至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返至上海。次年，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机深重，乃立志革命，渐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分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度流亡日本，始与孙中山定交，旋回国。次年，以《苏报》案与邹容同时入狱。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狱，同盟会派员迎至日本，任《民报》主编，大力阐发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主张，同立宪党人展开激烈论战，其文慷慨犀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60]，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理论家。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10年，是章太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从维新转向革命，不仅是政治观上的转变，也是历史观上的转变。他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活动，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时代特点。他的代表作《訄书》，他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史学上的活力，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章太炎后来被尊为“国粹”派大师之一，但他并不是只重“中学”、“旧学”的学者；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所撰写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西学”、“新学”有广泛的涉猎和吸收，在历史观、社会观、自然观方面都有所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启超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他同梁启超也有不同之处，除革命与改良的区分外，在学术上章太炎对于“中学”的素养显然高出梁启超，故在中西之学的结合上，其论点更近于平实。他的历史思想，同样表明了他跟梁启超的这种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