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和方法
怎样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即理论和方法问题。理论，是指用什么样的思想做指导来观察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方法，是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这种观察所得。当然，理论和方法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不能脱离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我们通常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概括说来，就是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清代史家章学诚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他讲的是文学批评的原则，对于我们观察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和史学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要努力总揽其发展趋势，尽力揭示其基本规律，力求做到把握总相和实质，以避免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局限或偏颇。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要认真对待那些在史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潮。一定的史学思潮不仅是史学发展中极明显的外在表象，而且是史学发展中一个内在的活跃因素。史学发展中既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思潮；而对于思潮的划分和剖析，是史学史研究中最繁难的问题之一。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要在全面考察中尽可能地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一般罗列。所谓重点，首先是指在近百年来史学发展方向和主要成就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其次是指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遗产、经验教训。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自然要研究、评价这百余年中有突出成就、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活动则无以讨论史学。唐人刘知幾对评论史家多有精辟见解，可以发人深思。刘知幾认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3]。宋人吴缜评论史家作史，提出事实、褒贬、文采三个原则；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以“史才三长”、“史家四长”论史家得失，等等。这都表明，研究和评论史家，实为认识史学发展之重要环节。近三十年来，有史学家评传合集的出版，也有史学家评传丛书或专书的出版，都反映出人们对史学发展的一种认识方法或认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