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这里，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做扼要的阐述，这也可以看作是本章的几点结论。
第一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性质来看，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乃是把握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关键。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然其大势，不出于此。那么，为什么说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这是因为：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近百年来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前所述，“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重视“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55]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而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56]。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可见，这些不同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最后，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57]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