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总的特点，是史学的多途发展。其具体的表现是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的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史风之盛和史家辈出，一方面是这时期各个皇朝对修史的重视，史官制度有相应的发展，造就了众多的史家；另一方面是这时期历史的急剧变动，使私家撰史蔚为风气，自也涌现出一批“在野”的史家。《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1]可见，在史官任非其才时，这种“在野”史家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了。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讲到魏晋南朝史官建置时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当时的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都是“专掌史任”的。他举出曹魏、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宋的徐爰、苏宝生，南朝梁的沈约、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齐、梁、陈三朝又设修史学士，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等，都任此职。刘知幾以魏晋南朝为考察的主线索，但也论到三国时蜀、吴二国及十六国的史官建置。他论北朝及隋史官，于北魏提到崔浩、高闾；于北齐、北周、隋则谓“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2]。这只是举其大概，实际情况尚不止于此。至于私家撰史而成绩突出者，如魏之鱼豢、西晋之王铨、南朝齐之臧荣绪、南朝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皆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得其大体。《汉书·艺文志》撰成于1世纪末，它以史书附于《春秋》家之后，凡12种，552篇。《隋书·经籍志》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凡564年。其中，前120余年是为东汉，后60余年是为隋与唐初，中间370年左右是为魏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以四部分类，其史部后序称：“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它继承了前人的四部分类法，而在对史书的内容区分上又比阮孝绪《七录》不仅多出一种，而且更加严谨。这13种史书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总共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3]。这些书，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约占《隋书·经籍志》所录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