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不断走向社会，不断深入大众的趋势，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规律。例如，史学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以对通俗文学和蒙学读物影响更为突出，可以看作是这个规律的一种表现。
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着一种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所谓变文，是这种话本的一种名称，按习惯说法，仍称变文。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故事。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几位学者所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所见，前三卷所收23种变文均为历史故事，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这种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变文，有的直接取材于正史而铺张以民间传说，又益以唱词，连缀成篇，有说有唱，很是生动。例如，《敦煌变文集》卷一所收《伍子胥变文》，其基本内容是根据《史记·伍子胥列传》加工、创作而成。《伍子胥变文》从楚平王为太子娶妇而自纳为妃说起，至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而越将灭吴，以下阙文。这与《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在主要事实上是吻合的。《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证明，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收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致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12]。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途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大众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