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的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像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代溥仪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发展脉络可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