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序事理”与“良史之才”
中国史家重视“序事”，人们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为“良史”。然而，作为史文表述来说，“善序事理”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和特点。
班彪推崇司马迁的史文表述，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72]。所谓“善述序事理”，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善辩而不浮华，二是质朴而不粗鄙，三是内容、形式相称。后来班固继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评价，写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3]这里说的“善序事理”比较班彪的评价又进了一步，肯定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强调了所述内容的翔实可靠、没有粉饰或掩饰之词。总的来看这两个评价，前者所强调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后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内容都说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评价。可见，“善序事理”，并不仅仅是史文表述形式的问题。
范晔对司马迁、班固的史文加以比较和评价，写道：“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74]这里肯定了班固史文的不偏激，不抑扬，叙事丰富而不庞杂，内容详赡而得体。从这里又可进一步看出，从史文去判断史家是否是“良史之才”，决不仅仅是文字表述问题，还包含着史家对所述内容的选择和处置，对所述史事在表述分寸上的把握。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都是这个意思。
西晋史家陈寿，在史学上也是被称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载，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75]西晋人评价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具体有何所指，这里没有记载。唐初史家即《晋书》的撰者们是这样评价陈寿的：“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76]根据后者的评论，或者可以认为，陈寿的“善叙事”是表现在“奋鸿笔”、“骋直词”这两个方面。“奋鸿笔”主要指史文表述的形式，“骋直词”主要指史文所述内容。相比之下，人们对陈寿作为“良史之才”的评价，比起人们对马、班的评价就显得略逊一筹了，不过这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东晋史家干宝也被人们称为“良史”。史载，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77]。显然，“直”是针对所述内容说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