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增益了智慧。这固然是人类文明标志之一。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通过了解过去而认识现在和观察未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及从中汲取的启示和智慧，只有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来”[3]的思想，认为使过去的事情显明彰著起来，可以作为借鉴，用以察知未来。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早已认识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4]的道理。这都说明了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认识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秦汉以后，这个思想由史学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成为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优良传统之一。这个传统，从司马迁撰《史记》以寄“述往事，思来者”[5]之意，到章学诚以记注、撰述定史学两大“宗门”，认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6]，是一脉相承的。综观诸家所论，认识历史是为了判断现实，观察未来，其根据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认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
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在殷、周之际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司马迁提出了对历史经验的有系统的考察，达到了对历史经验的更加自觉的认识。唐初修史之盛同历代皇朝开国时期之关注于史学相比，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虽已立国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写前朝“正史”的建议。他指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7]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于次年颁发了《修六代史诏》，指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8]一个开国皇帝对修史表现出如此重视，固然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心理影响。后来，唐太宗、唐高宗继承了唐高祖重视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陆续诏命史臣撰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晋书》、《五代史志》，同时颁行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于是，官修正史，盛极一时。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9]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