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书契[1]之用，自刻画始。金石[2]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3]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书·金滕》“史乃册祝”；《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4]；《顾命》“命作册度”[5]。“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既夕礼》“书遣于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
本文节选自《简牍检署考》，王国维著。万安伦、庞明慧据《简牍检署考》上虞罗氏《云窗丛刊》本点校。
【导读】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将中西哲学、美学思想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后又研究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在教育、文学、史学、古文字等方面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现代相交的时代，也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深埋于地下的金石甲骨、简牍、敦煌文书等文献和文物，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正是开展深入研究的绝好条件。在王国维看来，简牍等文献的发掘，让传统证史走向综合运用的道路，史学研究者可以将金石、甲骨、简牍等综合信息应用于经史考证、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就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指的即是历史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物，二者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就是“二重证据法”。而选文来源的著作《简牍检署考》就是“二重证据法”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