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中，研究方法是对历史本身以及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从历史现象深入到历史本质中的方法；叙述方法则是理论和理论结构如何表述的方法，或者说是理论体系如何展现的方法。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并一再强调，历史研究“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分析各种发展形式。“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40]“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41]研究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在联系到内在联系，它必须立足于对各种社会形式的起源以及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上。只有在研究任务完成之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叙述方法并不是再现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研究的过程，而是一种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方法。叙述展开自身的同时也在论证着自身，它用论据与命题、概念与概念群相互论证，当终点范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起点范畴时，就形成一个“艺术整体”。因此，叙述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表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逻辑结构展现的方法，是从理论上再现现实运动的方法，并深刻地体现着科学抽象法。
叙述不能仅仅按“历史的先后次序”进行，对于叙述“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是现实社会的内部结构。例如，叙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是“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完全受资本支配，“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4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