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是白寿彝先生开其先河的。这里说的史学遗产，是指历史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
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写了一篇长文《谈史学遗产》，后来收入《学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方法。他从七个方面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称之为七个“花圃”，这就是：史学基本观点的遗产（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遗产，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的遗产。大家知道，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白寿彝先生提出要总结史学遗产，并把这些遗产比喻为“花圃”，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解，还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写出了五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历史观点，一篇谈历史编纂，一篇谈历史文学，两篇谈历史文献。这五篇文章谈了四个专题：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艺术性）。这四个专题比原先所讲的七个“花圃”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同时也可以相互比照着理解。[2]
以上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主要见解。他的这些见解发表后，对推动史学界研究史学遗产，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最近，我已经同北京出版社商定好，把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汇集起来，收入“大家小书”第三辑，书名叫作《史学遗产六讲》，同时附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史记新论》。这书可望在200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