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多从如何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和范式来思考、反省自己的研究，而外国史的研究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如何从中国史学，尤其是从中国古代史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进一步形成中国史学的特色和风格。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
答：一些中国史学工作者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模式有浓厚兴趣，并且积极地借鉴，这是很必要的。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整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交往都更加密切。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提出来，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这也是非常正确的。我曾经讲过，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在20世纪长期得不到重视，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后来发表的系列文章，可谓凤毛麟角。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渐渐听到人们说要继承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白寿彝先生在60年代提出重视中国史学遗产，说明他的远见。最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有这样的文章，说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毛泽东选集》中早已读到过。可见，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我们从史学发展来看，人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中外史学交流的原则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中国的史学工作者首先应当对本民族的优秀遗产有一定的修养，在这个基础上，要有开阔的胸襟和器识，能够接受各种外来的新的东西，而不是固守已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发展学术中面向世界，一方面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我，而不要失去自我。所谓不失去自我，最根本的就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修养和气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这都非常重要，但前提是要把握好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