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紧接着一系列屈辱条约的签订，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逐步深入。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文化领域中的书法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考据学的复兴为先声，随之影响到对文字学的深入，书法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一改自晋代以来的审美取向，由取法晋唐的俊美流便，改为直取秦汉的质朴雄强。这一审美取向左右了近现代书法的取法标准，书法家鲜有不学碑版的。此时的书法家，基本上通过碑刻上溯秦汉，入三代钟鼎之厅室。这一审美取向的改变，无论在书法理论还是在书法创作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大力鼓吹碑版石刻，论证了南北朝碑刻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碑学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碑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康有为在把尊崇六朝之碑的观点夸大到极端的同时，激烈地攻击帖学和唐碑。有些说法显然过于偏激，但他全面总结清代碑学的理论与实践，使碑学成为与帖学并峙的一大流派，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
图12-1 康有为行书楹联
这一审美取向的改变，在书法创作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近现代的书法家，很少有不以浑厚质朴为能事的。康有为之后有“北齐南黄”之称的齐白石、黄宾虹，是艺术领域的两座高峰，其作品所表现的也是这种古朴之美。徐生翁，于右任都是力倡北碑的实践者。包括禅师李叔同早年也是用功碑刻的，可见碑派书风影响力之广。若说能跳出碑派书风笼罩的唯林散之和启功数人而已。所处其环境却不为之侵染者，自体现出心理的超稳定结构，对个人、对书法发展走向都是有远见的。
启功先生有许多见解都与众不同，他说：“正如我不喜欢吃辣的，但并不反对别人吃辣的，因为辣也是一种趣味。”[1]人的口味不同，口味没有正确与否。康德说“趣味无争辩”，[2]书法的审美也和先生的话有相同之处。从书法批评的角度说，我们无法摆脱一种困惑：我们的不同感受，如何找到一个较为一致的标准，然后才可能深入进去论述和揭示艺术的价值？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两种审美境界是中国古代文艺审美品格的两极，都是相对于“中和”之境而言的。尽管在书法长河中这两种审美长期并存，但是这两种倾向到明清时期才成为两种主要潮流，曾国藩曾提出“含雄奇于淡远之中”[3]的书法品评标准，其实他的审美还是倾向“奇气”的阳刚之美。近现代以来的书法家多是追求雄强而摒弃魏晋萧散之风，这样的审美标准甚至引导了一个时代，难道这就是近现代书法审美的追求吗？这样的美学观比魏晋尚韵的格调更高吗？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每个时代的审美观也是难以调和的。怎么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公正的评价各个时期的作品，也许正是书法批评所要解决的难题。近现代的书法成就很高，比起前代有很多创新之处。碑学的空前繁荣自不必说，草书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春天。于右任的小草，王蘧常的章草，林散之、卫俊秀的大草等都是杰出代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却很难拿出称得上“法帖”的作品。这是现代书法的一种现实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