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外教育理论精髓，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191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新教育”已然提上了日程。陶行知应郭秉文之邀，中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业，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在教育实践中，陶公痛陈时下教育之弊端，构建适合国情的教育理论及方法。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提出的背景
陶行知投身中国教育事业之时正是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两种文化斗争异常激烈，体现在教育上则表现为“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之争。陶行知对这两种教育都作了批判。
1.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中国传统教育观建立于维护封建利益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史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新旧社会更替时，许多内容逆时代潮流而动，不利于社会发展。陶行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小众”教育，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思想，痛斥传统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陶公主张大众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亦即新时代的教育应服务人民和国家，而不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
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陶行知讽刺脱离生活的传统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鉴于此，陶行知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亦即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