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不解者看来，一个小小的“她”字的历史，却费去著者如此多的心血，这样的努力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值得，当然值得！历史上的事情肯定有大小之分，而划分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对于心灵日益丰富，越发渴求“明智”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借助历史学家对各色“历史”的真实呈现，巧妙揭示和智慧把握，去获取无尽的人文省思与意义感悟。从这个视角去窥测，“她”字问题焉能说小？！
五四时期的胡适曾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我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较之通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那句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学术国策之高论，胡适所说的这句话显然更切实、灵性和高明，也就更为精彩。“她”字的历史虽谈不上“古”，对于今人却早已“若明若晦”，何况笔者的努力还并不囿于传统语言学的字义史范围，而致力于一种文化史内涵的多方开掘呢？如果说我在“引论”中所提到的陈寅恪那句“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是本研究的方法论提示，那么胡适此言，则是我自己对于这本小书努力追求的价值期许，或者说是自我安慰。
我正式开始“她”字历史的研究，是在2003年至2004年。当时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我申报的研究课题不是新项目，而是延续2000年我所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她”字问题，乃是该课题中新确立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拙文《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引起一点讨论，并激起了我进一步全面收集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兴趣。2006年底，我完成了《“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一文，大体实现了初步的预想。该文次年4月刊在同人创办的《新史学》第一卷上。在此文刊行之前，我应邀赴日参加“东亚科学与艺术综合研究的继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这篇论文并发言。论文和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也获得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中日学者诸多的教益（我在本书第八章已有提及）。可惜当时论文已没有机会再多加修改了。不久文章在《新史学》上公开发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鼓励。特别是孙江兄，他不断推动我对论文予以扩充和完善，还部分地将其译成日文供课堂讨论使用，尤其令我感动。两年多来，在孙江学兄的一再督促和张寿安、陈建华、杨念群、夏明方、王奇生、沈国威、朱京伟等友人和我妻子刘辉女士的诸多帮助下，我陆续又补充、修改了不少内容，从而使原有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