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默尔·布罗德森 范丁梁 译
据说，当卓有声望的《新德国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编约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于1955年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托，作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对刚刚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点评时，他对首先从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来，他完全不想把这位作者与那位他曾经（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国的杂志上！）用盛赞的语调夸奖过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尔兹联系起来。
这则逸事不仅表明在德语区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难，而且也说明，人们极少想要把他的名字与“编纂性”的作品联想在一起。当这样的“选集”几乎就不值一提时，在本雅明去世后对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们曾与之相应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冷淡地对待他的“选集工作”[3]。关于本雅明本人赋予最高意义并且因此献出不少精力的一个创作视角的透彻研究，屈指可数。而倘若只有这一本选集的话，那么全部的工作就都是专门献给《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绝对数量可观的其他的短小和庞大的选集。只有《德意志人》看来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又再次与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后被多次出版。这些发行物——从最早的《启迪》（Illuminationen）一书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评注版（1972），再到插图版——却提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幅图景从书籍外面的封套开始，延伸越过扉页，甚至涉及书的内容。至少，用“对来自资产阶级世纪之信件的评注”[4]来给一本不断重新闪现其现实意义的文集加上标题，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本选集并非简单地把某一个逝去的时代编成目录并加以解释，而是表明了对当代的主题与问题的态度。本雅明也并未像众多新版本的副标题所诱导的那样，把选集视为一个整体，为其“作序”[5]或者对其加以“评论”[6]。相反，他没有将详尽阐释的要求与之相连，而是对每封单独的信件都用一段导言——它以一两个但不会更多的独特视角来进一步阐明——来理解。对于原来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数排字错误（甚至是文字遗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后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后，正如一个上光照相纸制的“图示”版[7]——它对确实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还一个劲儿地冷嘲热讽——那样对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为这幅图景补足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漫长时间中不允许任何对这部作品之复杂产生史和对其起源的真正审视。因为读者首先逐渐——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节奏中——接触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时只是通盘构思了的选集以及大量与其相关的记录与材料。因为在第一个校勘评注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为完整的文本资料被呈现出来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独到之处，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参考资料中）：卷Ⅳ的随笔（1972）、卷Ⅱ的《文学与美学杂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的〈诗艺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与其说是一篇杂文，毋宁说是一部伪装的选集[9]，卷Ⅵ的《混合内容之残篇》（1985）以及全版《附录》（1989）。另一部与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划的、应是用文献资料展现从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和比希纳到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里德·克勒尔（Gottfried Keller）这些伟大人物的“周遭环境”与“周围亲近之人”的文选（以及题为《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备忘录[10]），在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