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世纪之初荷尔德林的信中，几乎没有一封信不含有各方面不比他留下的诗歌逊色的语句。但是选集的价值并非它们的最高的价值。相反，它们的最高价值是其独特的透明性，多亏它们的这一特性，这些朴实无华、无私忘我的信件为审视荷尔德林工作间的内景提供了便利。“诗人工作间”——难得比一种用坏了的隐喻更多——在此出现了其意义的转变：对荷尔德林而言，语言性的工作——就是他抛弃后期诗歌创作熟练而精准的技巧所致力于的日常生活的通信往来——在那些年中不复存在。由此进入他即兴写作中的紧张关系就使得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商务信函——更别提那些写给亲近之人的书信——逐渐变成如此独特的文献，正如下面这封给伯伦多夫的信这样。卡西米尔·乌尔里希·伯伦多夫（Casimir Ulrich B?hlendorf，1775—1825）[1]是库尔兰人。荷尔德林曾有一次对他写道“我们同命运”（Wir haben ein Schicksal）[2]。只要涉及外部世界与一种狂热而敏感的情绪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就适用。虽然在诗歌方面两人间只有极小的相似微弱地存在，但是下面这封信所保存的居无定所、流浪漂泊的荷尔德林的形象痛苦而粗糙地在一份拉脱维亚报纸献给伯伦多夫的悼词中浮现出来：“上帝给予了他一份格外卓越的天赋。但是他患上了精神病，而且因为到处担心人们想要夺走他的自由，所以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四处漫游，很多次徒步穿越整个库尔兰，有几次也穿越利弗兰[3]。尊敬的读者……大概见到过他带着装着书的行李包在公路上漫步。”——现在，荷尔德林的信完全充满着那些统治着后期颂歌的语词：“故乡”的与“希腊”的风格，“大地”与“天空”，“大众性”与“心满意足”。在那语言光秃秃的岩石已经到处暴露出来的陡峭山峰上，它们——等同于三角信号——是“最高的一类标志”，诗人凭此惦念那些作为希腊世界的省份为他打开“心灵与生计之困苦”的国家。并非繁盛且理想的那个希腊世界，而是那荒芜且现实的那一个，它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性结成的苦难联盟是历史变化的隐秘，是希腊精神之实体转变的隐秘，是荷尔德林最后的颂歌的主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