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浪漫主义中，不仅仅存在一个思维关系上的密集网络，而且结成了一个从自然科学家到诗人的私人关系上的密集网络。温迪施曼[1]、里特尔[2]和恩内莫泽尔[3]等互有联系的杰出人物与布朗式刺激理论[4]、催眠术[5]和克拉尼式声音图案[6]等互有联系的想法，连续不断地保持着双方队伍中对自然哲学的兴趣。但是这个百年越是向后推移，这种关系就越是松散，直至最终在晚期浪漫主义李比希和普拉滕的友谊中找到最奇特的、最紧张的表现。表明这一友谊之特征、使其完全与更早期之类似联系相区别的，是其专有性，通过它，这一友谊——与其他所有关系相脱离——仅对准这两位伙伴：一位是十九岁的化学系学生，另一位是年长九岁、同在埃尔兰根大学致力于他对东方学之兴趣的人。可是，共同的求学时间很短。1822年春——这一年让他们两人互相结识——李比希不得不为了躲避对民众领袖的迫害前往巴黎以策安全。[7]这就是一场书信往来的开始，这场通信脆弱地凭借三个支柱——即他们一同度过的三个月——摇摆而颤抖着克服接下来几年的深渊。普拉滕作为通信人曾是十分难以相处的：看起来，当致友人的十四行诗和阿拉伯抒情诗偶尔中断这场书信往来时，普拉滕在某种程度上用不停地谴责、诋毁和威胁来掩盖和换取它们。因此这位友好的年幼者的迎合就更为动人，他如此深入地进入到了普拉滕的世界里，预言他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倘若他决定从事这一职业的话）会有一个比歌德更伟大的未来，或者像下面这封信那样，用阿拉伯文在他的信上落款来令普拉滕高兴。这封信写于李比希的生命发生决定性转折前的两个月，他本人在其著《应用于农学和生理学的化学》的题词中回忆了这一转折。在献给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8]的这篇题词中他这样写道：“1823年7月28日的会议之末，当我正在忙于把仪器打包时，一群学会成员中的一位男子接近我并与我攀谈。带着最和蔼可亲的友好，他想要从我这里获悉我研究的对象和所有我的工作与计划。由于没有经验和害羞，我不敢问是谁对我表示了善意，我们就分别了。这次谈话是我未来的基石，我获得了对我的科学目标而言最强大和最慈爱的朋友与恩人。”[9]李比希继续忠于那些岁月，那时两位伟大的德国人能够在一个法国学会的房间里互相缔结友谊，尤其是在1870年，当时他在巴伐利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反对沙文主义。[10]就是这样，他在早年和晚年都代表着那样一代学者，在他们身上哲理与诗意都尚未从眼界中消失殆尽，即使——就像在下面这封信中那样——这两者大多只是在薄雾背后招手示意，如幽灵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