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回溯历史的角度看，下面这封信比一个死讯包含更多内容，即使这是震惊全德之黑格尔的谢世。这封信是一个对黑格尔棺架的效忠誓言，这个誓言的后果那些发誓的人当时还没有预料到。在这封信中显得如此联系紧密的施特劳斯（Strauss）[1]与梅克林（M?rklin）[2]，属于布劳博伊伦修道院附属学校的同一届学生，在那里他们互相结下了友谊，虽然是在所谓“天才毕业班”（Geniepromotion）中。人们至少这样称呼这一届稍后在图宾根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施特劳斯和梅克林于1925年作为神学院的学生升学进入了那里。但是今天，在帮助这个群体获得这个响亮名声的其余人物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提奥多·菲舍尔[3]还有声誉。在收信人早逝后——他于1848年去世[4]，享年42岁——施特劳斯于献给他的出色且从容的传记中，把这所著名教会学校的景色描写得风姿绰约。这所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那么多建筑上的变化，以至于它没有了修道院的样子，甚至几乎不再有一个古老的面貌。随着建筑物的正面转而朝南——那里阳光充足且通风透气，有可以令人陶醉地眺望施瓦本山脉（Schw?bische Alp）上深蓝色围墙的更高楼层，那个山脉作为背景耸立着，高过作为前景戏剧化地向一边避让的斯坦拉赫谷（Steinlachtal）——整栋大楼，除了两个报告厅和一个餐厅外，以这种方式——即与在布劳博伊伦类似的，总是在两间学生的学习房之间坐落着一间指导教师的小房间——被分隔成适合每6至10人一间的学习—住宿室。”[5]尽管后来，施特劳斯为了寻求与当时来自柏林的、引起全德关心的思想进行直接讨论而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但是这两位友人在1833年又作为指导教师重新在这所学校团聚了。两年后，《耶稣传》（Das Leben Jesu）出版了。不但对其作者施特劳斯，而且对梅克林而言，这本书变成了长期持续战斗之源泉，在这些战斗中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神学。对这两人来说，黑格尔学研究的起点是《现象学》[6]。“黑格尔，这位从前与梅克林的父亲同一时期进入图宾根教会学校的人士，在他施瓦本的家乡长期只是得到微不足道的重视。这时，在梅克林之子及其朋友圈中突然产生了一小群他的热情追随者。只是在神学之事上，他们体系中的结论延伸得比这位大师本人大胆得多。”在《耶稣传》中，这些结论导致了《新约》之超自然主义诠释与理性诠释的融合，如此——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一种理念作为谓项的主体——教会将这些谓项赋予耶稣基督——取代个体被确立起来，但是是一种真实的、而非康德式虚幻的理念。假定在一个个体、一个圣人身上，那些被教会归功于耶稣基督的个性与功能自相矛盾，那么在物种的理念上它们互相一致”。这就是黑格尔学派的视角，虽然它们在1831年静静地处于萌芽状态，也没有那么提升一场葬礼之传统的振奋效果。当时，这位即将诞生的《耶稣传》的作者不是唯一一个在那场葬礼上感受到不和谐之音的人，在这种声音中，一种颠覆性的、未曾预料到的永生即将来临。同为黑格尔派的J.E.埃德曼非常调解性地写道：“一个人们刚刚还看到他气色健康且生机勃勃的人被夺走了生命，对此的恐惧应该被视为在他墓前说的一些话的申辩理由。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他支撑着的那些小家伙不禁表现得失去自制与镇静。”[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