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听到同样的说法。荷尔德林[1]对伯伦多夫[2]写道：“纵然心灵与生计的困境会将我驱使至塔希提岛，我愿意并且此外必须仍然说德语。”克莱斯特[3]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4]写道，他“已经不止一次几乎产生不得不在国外生存的悲伤念头”。路德维希·沃尔夫拉姆[5]对法恩哈根·冯·恩瑟[6]写道：“您不会让一位拥有一定程度上没有污点的文学声誉的德国作家陷入贫困。”格雷戈尔维斯[7]对海泽[8]写道：“这些德国男人真的要让一个人饿死。”而现在毕希纳对古茨科写道：“您还会见到，当一个德国人饿了时，他就无力做什么。”从这些信中，有一道刺眼的光投在德国诗人与思想家的漫长行进队伍上，这些德国人被束缚在一条共同的贫困长链上，在那个魏玛人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9]脚下拖着疲惫的脚步前行，在那里教授们正要再一次去采集植物来研究。——对所有帕纳塞斯山为之作证的不幸而言，下面这封信分得了幸运的经历。特别是，他的弟弟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亲近格奥尔格·毕希纳及其未婚妻的人——他们成为了干预措施的牺牲品——这样辩护：在他看来，关键的只是“对了解那个时代的和毕希纳参与的政治运动而言，何事显得重要”。[10]下面这封信为这种参与定下了一个宗旨。就在1835年3月1日的清晨，毕希纳从达姆施塔特出逃了。当局掌握“人权协会”（Gesellschaft für Menschenrechte）的成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据说《丹东之死》（Dantons Tod）的创作是在警察监督下进行的。编辑工作也处于警察的监督下。当这出戏剧于当年七月出版时，古茨科本人称其为一个将就的残留之物，“一场让我花够了克制力的大破坏的遗骸”。1879年，埃米尔·弗兰措斯（Emil Franzos）[11]才出版了未经审查的版本。世界大战前夕对毕希纳的重新发现，属于那个时期少数几个没有随着1918年失去价值的文学政治事件，它们的现实性必须极好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正看到，在本段开始时提及的一系列声明在难以估量地增加——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