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工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工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4.社会民主
人民大众和革命的中等资产阶级尽管有某些细微差别，但都持有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财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权利徒有其名；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而且还在于私有财产——人们中流行着这种18世纪社会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是，很少有人达到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打乱社会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称；“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像当时的一切革命者一样，他谴责主张平分地产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国民公会曾一致决定以死刑惩罚土地法的拥护者。但在同一讲演中，罗伯斯庇尔断言：“财富的极端不均是许多罪恶的源泉。”无套裤汉和山岳派对于“富足”、“阔佬”及过分的财富持敌视态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铺，可以在无须受雇于他人的情况下养家活口。这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众的理想相符，它体现了小农、农村短工、手工业者、帮工以及小店主的愿望。这种理想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当时出现的关于生产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产自由必将导致资产的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