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访问法国的人没有预见到正在酝酿中的巨大事变，或者甚至没有看到老百姓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有任何特殊变化，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当然，特权等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对国王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但是，这是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时代就曾这样做过，虽然不如现在这样有成效。再有，经济危机确已日益严重，低级消费者对于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上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是，这难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样地结束吗？虽然1789年1月的严寒使已经让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业现象更加严重（一般认为这种失业现象是由韦尔然同英国签订的“自由”通商条约造成的[1]），但是，这场严寒并没有使当时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一般流行在学术界的关于“革命”问题的谈论已经继续了许多年。诚然，政府最近已经答应在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自然是最近以来没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级会顺从地接受发动召开会议的贵族和僧侣为其规定的卑下地位吗？事实上，完全改变法国时局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不是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是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会议的发起人所预料不到的。
第三等级一经决定接受贵族和僧侣的挑战，像阿瑟·杨格这种有见识的旅行家或者像马勒·杜班这样机敏的本国观察家，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区别——第三等级接受挑战的方式是，不仅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数（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让步），而且要求以每个代表为单位来进行表决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代表作为一个单一的审议团体的一部分来表决；这样，在这个团体中，第三等级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贵族和僧侣争取过来，就能够获得胜利。正是为了促进这种要求的实现并且从资产阶级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修道院长西哀士才写出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才有关于“第三等级”“国民”和“人权”等的言论。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样在一般人民中传开，已经为经济困难和一贯的不满所孕育成熟的群众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的确，单是想到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和《陈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诉之于会议这件事，就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巨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