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赵紫宸对现实状况的考虑，正是他注重如何有效吸取佛教中国化成功经验的重要前提。他还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将主要依赖于三件事：其一，如何加深人对上帝的信仰，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其二，基督教果能在中国发扬光大与否，须依赖西方基督教的“转向与上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最后，他说：
宗教是行。中国的基督教若要发展，必须要信众的行为，比平常的人们更加高超清洁，更加猛勇隽永。基督教若不能像佛教一般地出一辈厌身燃指的奇男子、奇女子，则基督教将没有它存在的价值。[45]
（四）基督教对佛教中国化经验的历史自觉
进入40年代以后，基督教中国本土化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这种本土化的尝试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结果。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本土化问题仍然是40年代摆在中国基督教徒面前的一项急迫的任务。以韦卓民、徐松石和方豪先生等人为代表的40年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自觉推展20年代以来王治心、谢扶雅等人所进行的从佛教的中国化经验来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若从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十多个世纪了，但是，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大。原因何在？韦卓民先生认为，景教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过于依附佛教，没有使自身与其他中国的宗教区分开来，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身份。这样，在唐武宗灭佛教时，景教被当作是佛教之一种，也遭受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后来佛教开始复兴时，景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韦卓民先生自己所说：
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an）于公元六三五年到达中国首都，时在唐太宗之治。太宗对于景教甚为尊重，并且亲自予以研究，都对景教予以礼遇。中国档案显示曾有诏令准予传布。二百一十年后，即公元八四五年，武宗排斥佛教徒，而景教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无非佛教的旁支，因此亦遭波及。此后于短期内佛教在中国又兴起，但景教则一蹶不振。至公元九八七年，中国内已无基督徒存在。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教历史第一章至此结束。景教在中国被消灭，乃因与其他宗教混淆不清，这是失去本来面目而付出的痛苦代价。[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