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在我原来的计划范围之内的，但是它的问题意识是我一直都非常关注和认真思考的。从事学术研究需要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但不一定非要写书不可。写书不同于写作。写书需要大而全。写作则是根据个人喜好，就某个有兴趣的问题或主题，进行持续深入的钻研和思考，并把它表达出来。写书的章节是要求整齐划一的，而写作的文字可长可短，体例不在于统一。这与其说是我有意写的一部书，不如说是我多年就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历史问题的持续思考而写作的一个结集。
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时，萧萐父先生总提起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化，都必须站在古今中西这个坐标当中。无论是考察人物，还是考察事件，或是考察思想与文化，都要从古今中西这四个角度来审视。尤其是对于近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如果只知古不知今，或只知今不知古；只知西不知中，或是只知中不知西，都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是古今中西交汇点这个时代特征不相吻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就不应当太高。拿陈寅恪先生借佛教用语“预流”来说明，真正的历史人物应当是深入时代、参与时代和感悟时代，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如果只知古不知今，或只知中不知西，或只知西不知中，那就不能算是“预流”于近代社会的，自然算不上是大家，而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历史人物，都表现出鲜明的“预流”于近代社会的特征。萧先生后来极力推荐我跟随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章开沅先生问学。章先生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思想活跃。他对以辛亥革命史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点的近代特征的认识，也体现出他对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和宗教等同一时代不同层面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这使我的这种古今中西交汇点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追随章先生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