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排外的最高峰——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的枪炮就将这种意识压制下去，迫使中国承认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这一年是近代新旧消长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开新的意识汇成潮流漫溢开来，自官方到民间都卷入了变革的洪流中。卫生知识亦是在这一年，被列强用皮鞭嵌入民众的生活，之后很快成为新的市政机构的指导思想和践行原则之一，也成为知识分子极力提倡和民间团体积极实践的新内容。卫生知识在近代北京城市中逐渐普及，这一过程在空间、时间和身体三个维度上都有具体的表现。
各种社会主体在卫生知识的普及过程中相互博弈，不断改造和更新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卫生知识加速推动了城市空间破旧立新的过程，传统空间逐渐衰落和消减，新式空间不断增长和扩张，使近代北京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卫生知识不仅改造了物质形态，还将规训和教化的内容贯穿于这些空间中，通过空间影响在其中活动的民众，使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逐渐实现现代的转变。
卫生知识的普及与世界时间的推广紧密相连。卫生活动推动世界时间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的主要时间规范；世界时间有助于卫生活动对民众生活进行统一、规律的教化，增强民众对现代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认同感。卫生知识要求城市的发展与世界规律保持一致，促使社会的主导时间形式和时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步调，城市也由此逐步向现代迈进。
卫生知识对近代国人身体的形塑，充分体现了卫生知识的现代性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紧密联系。卫生知识成为判定城市居民身体状态的重要标准，这种身体状态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国民责任相关联，从而推动身体进行不断形塑和反复确认。卫生知识的应用是身体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民众的身体逐渐向符合近代国家与民族需要的方向发展，近代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