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起床后离开了一会儿，于是，我希望能单独迎接阿丝雅。可是，她根本没有来。下午，赖希得知她早上情况不好，却也不让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翻译了卡梅涅夫在“共产国际”的演讲。——只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熟悉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之前就得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当然也要朝着各个方向离它而去。否则，它会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跃入你的路途，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碰上它。过了一个阶段，你会找寻这个广场，凭它来确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试图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后，你才会知道那些房子里都有什么。从拱形的大门后、从屋门的框架中，生活跃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字母中，在画着靴子或刚熨好的衣服的箭头上，在踩坏了的台阶或坚固的楼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斗争着。必须坐着有轨电车在街上转悠过才会发现，这场战斗如何随着楼层而不断延伸，直至楼顶而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只有最强劲、最老牌的招牌标语才能坚挺于那个高度，也只有从飞机上俯瞰才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精英（这里指几个名字）。——上午去了圣巴西尔大教堂。教堂的外墙散发出温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匀的布局使得这一建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对称性。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教堂里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头毙命的野兽一样被摘除了内脏，成了民众教育的“博物馆”。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祭坛看来——没有艺术价值的内部装饰之后，那被当作壁画缀满过道和拱顶的鲜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无遗。令人悲哀的是，这藤蔓将室内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想起彩色拱顶螺旋且无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绘画扭曲成了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戏耍。拱顶的过道很狭窄，到了祭坛室或圆形的祈祷室时却豁然开阔。从上面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祈祷室的光线很暗，因此，看不清摆放在那里的各种祈祷用品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间明亮的小室，铺着一道红地毯。里面陈列着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诸教派的圣像，此外还有几本很可能是无价之宝的福音书，壁毯上白色绿底地画着亚当和基督，赤身**，不过没画**。这里由一个胖女人看管着，这人看起来像个农妇。我真想听听她给几个来看画的无产者所做的讲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贸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买一家玩具商店橱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骑士，却没买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轨电车去吃饭，途经“救世主大教堂”，穿过阿尔巴茨卡娅广场。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里，在一排排木屋间穿行，后又穿过伏龙芝大街，经过气派的“战事部”，最后迷了路。坐有轨电车回家。（赖希想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晚上，走过刚结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楼门口我们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戏。由于一次误会——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请我们过两天去他办公室。随后去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旁的那幢大房子见赖希的一个熟人。在电梯里，我们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丈夫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不过，因为索菲娅的母亲就住在那类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里，所以，我们决定去问候一声。与所有我曾见到过的房间一样（在格拉诺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这间屋子里的家具也很少。由于房间陈设简陋，那几件小资产阶级的寒碜的家具就越发显得令人沮丧。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室内装饰风格包括下列整套东西：墙壁上必须有画，沙发上得有靠垫，靠垫要有罩子，挂壁搁板上要有摆设，窗户要装彩色玻璃。这诸多的东西中，只有这一样或那一样被不加选择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房间看似刚刚进行过体检的战地医院，人们在此忍受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们的房间变得陌生。人们逗留在办公室、俱乐部和马路上。一走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意识到索菲娅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只是，她已脱离了这个家，尽管谈不上一刀两断。在回去的路上，我从赖希那儿知道了她家的事情。索菲娅的哥哥就是那个克雷连科将军，此人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其政治天赋不高，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最高检察官的象征性的职位。（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诉人。）索菲娅的母亲可能也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仍然显得精力旺盛。索菲娅的孩子们须受其管束：他们一会儿被推给外婆，一会儿又被推给姨妈，已有多年没见到母亲了。两个孩子都是索菲娅和第一任丈夫所生。他是个贵族，内战时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后来死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儿在那里。小姑娘极其漂亮，举止十分自信、优雅。她看起来很内向。她母亲刚来了一封信，由于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来，而那封信是写给她的。索菲娅在信中写道，德国人不允许她继续待在德国了。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从事非法的事情。她真是丧门星，她的母亲显得很不安。从屋子往外俯瞰特韦尔斯科伊大道，一长串灯光非常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