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阿丝雅在我这儿。我把礼物给了她，给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书[1]，里面有我献给她的题词。夜里她因为心悸没睡好觉。我还给她看了由斯通（萨夏·斯通）为这本书设计的护封（并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随后，赖希来了。后来，我跟他去国家银行换钱。在那里，我们和诺伊曼的父亲做了短暂的交谈。12月10日穿过一条新建的拱廊街来到彼得罗夫卡大街。拱廊街里正举办一场瓷器展览，可赖希却一刻也不停留。在利物浦饭店所在的街上，我第二次看到那些甜品店。（我在此补记上我第一天听到的关于托勒尔［恩斯特·托勒尔］造访莫斯科的事情。他受到了盛情款待，为此而大肆铺张，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遍布告示，宣告他的到来，还派给他一班人马：女翻译、女秘书、漂亮的女人。他要做什么报告都会有预告。可是，“共产国际”此时正在莫斯科开会。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维尔纳［保罗·维尔纳］，正是托勒尔的死对头。他让人，或者也许是他自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托勒尔背叛了革命，对建立一个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负有责任。《真理报》在文章后面加了个简短的编者按：抱歉，我们之前并不知情。于是，托勒尔在莫斯科就不受人待见了。他去一个集会地点，准备做一场被隆重预告的演讲——却吃了个闭门羹。卡梅涅娃学院通知他说：抱歉，今日不能使用该礼堂。我们忘了电话通知您。）中午又去了“瓦普”。一瓶矿泉水一个卢布。之后，赖希和我去了阿丝雅那里。为了体谅她，赖希违背她的、同时也违背我的意愿，安排我和她在疗养院的游戏室里玩一局多米诺骨牌。坐在她身边，我觉得自己就像雅克布森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赖希和一个知名的老共产党人下象棋。此人在战争中，也许是内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如今尚在人世的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样，已然风烛残年。阿丝雅和我回到她的房间不久，赖希就来接我去见格拉诺夫斯基。阿丝雅陪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一段。在一家甜品店我给她买了“哈尔瓦”，然后她就回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是里加来的一个拉脱维亚犹太人。他创作了一部夸张的、反宗教的、表面看起来有点儿反犹太的滑稽剧，一部夸张版的俚语轻歌剧。他的做派非常西化，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谈话主要围绕着戏剧和薪酬问题。还说到了住房问题。这里的公寓按平方米计价，每平方米的价格与房客所得薪水的高低挂钩。此外，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十三平方米，那么对超出部分就要收取三倍的房租和暖气费。我们因为是不请自来，所以没能吃上丰盛的晚餐，只能将就着吃了点儿冷饭，在我房里和赖希谈了谈《百科全书》[2]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