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好久没写日记了，只得概括起来说一说。这天，阿丝雅要为出院做准备。她要去拉赫林那里住，这样的话，总算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了。几天后，我就想象得出，倘若这么一幢房子早一点为我敞开的话，我在莫斯科会有多少机会啊。现在为时已晚，已无法抓住任何机会了。拉赫林住在中央档案馆的大楼里，在一间又大又整洁的屋子里。她和一名大学生生活在一起。据说那个学生很穷，出于自尊不想与她同住。我们刚认识的第二天，是星期三，她就送了我一把高加索匕首，一件非常漂亮的白银工艺品，尽管不那么值钱而且是给孩子玩的。阿丝雅声称，我应该把这件礼物算作她的馈赠。对我与阿丝雅的会面来说，她在拉赫林家住的日子也没有比在疗养院的时候方便多少。因为那里总有一位红军将领，结婚不过两个月，却极尽所能地向阿丝雅大献殷勤，并请求她与他一同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他被派驻到那里了。他说，他打算把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这几天当中，准确地说是星期一，阿丝雅收到了一封阿斯塔霍夫寄自东京的信，是艾尔薇拉从里加转寄的。星期四，我们一起从赖希那里离开的时候，她给我详细地讲了信里的内容，这天晚上她也还在和我说这封信的事。阿斯塔霍夫似乎很想念她。她要他送一条带樱花的围巾，于是，他很可能——这是我对她说的——在半年的时间里只留意东京街头的橱窗里是否有樱花围巾了。这天上午，我口授了驳斥布莱一文的简要摘录和几封信。下午，我心情很好，和阿丝雅聊了聊，不过现在只记得，就在我已离开了她的房间，要把她的箱子带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她再一次从房里走出来，把手伸给了我。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也许什么也不想干。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原来这都是赖希策划的阴谋，因为他自己身体不舒服，就让我替阿丝雅扛箱子。第三天，阿丝雅搬完家后，他就在玛尼娅的房里睡下了。不过，流感症状很快就好转了。各种离境手续使我又要完全依赖巴塞基了。离开疗养院后一刻钟，我在约好的公交车站上与他碰了头。晚上，我和格内丁约好在瓦赫坦戈夫剧院见面，不过之前还得和赖希一起去见他的女翻译，以便——有可能的话——请她第二天上午为我做翻译，届时我要去国家电影院看电影。这桩事办成了。然后，赖希把我送上了雪橇去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开始了一刻钟后，格内丁带着妻子来了。我正决定动身离开，想起上周日在无产阶级文化剧院的情形，心想格内丁是不是有毛病。当时已买不到票了。不过，他最后还是搞到了几张。只是座位不在一起，于是，幕间休息时我们仨不断调换座位，因为有两个座位是挨在一起的，另一个座位是单独的。格内丁的太太胖胖的，很亲切，也很沉静，尽管相貌平平，却颇有几分魅力。演出结束后，他俩还陪我走到了斯摩棱斯克-普罗夏基路口，我在那里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