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住房的紧张造成了这么一个效果：当你晚上漫步在街头，你会发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这里大大小小的屋子里几乎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光。倘若这些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不是这么明暗不一的话，这可能会让人想起节日灯饰。前几天我还发现了一点：叫人向往莫斯科的不仅仅是雪，还有那天空。在其他任何大城市的上空都没有这般辽阔的天穹。这是此地的房屋大都十分低矮所致。在这座城市里，始终能感觉到俄罗斯平原广阔的地平线。街上有个男孩提着一个装满了鸟儿的木架子一路走着，叫人觉得既新奇又欣喜。原来，这里连鸟儿也能在街上卖。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天我在街上遇到的一个“红色”葬礼队伍。灵柩、灵车以及马笼头都是红色的。还有一次，我看到过一辆有轨电车，车身上画满了政治宣传画，可惜它开得太快，我没能看清细节。这座城市充斥着异国情调，令人惊讶不已。每天我都能在旅馆里看到许多蒙古人，想看多少就有多少。不过，最近旅馆门前的大街上又出现了一些身穿红黄相间长袍的人，巴塞基告诉我那是些僧人，他们正在莫斯科召开一个会议。而电车上的女售票员们则让我想起北方的原始民族。她们裹着毛皮大衣站在电车里的岗位上，俨然站在雪橇上的萨摩耶德女人。——这天，我办成了几桩事情。上午忙着准备行程。我居然把我的护照照片也让人封了起来，真是愚蠢。于是，就去斯特拉斯诺伊大道的一家快照店拍照。然后是其他一些事情。前天晚上，我从拉赫林家出来时和伊列什取得了联系并约好，两点左右去“人民教育委员会”接他。费了一番周折我才找到他。我们一路从部委走到国家电影院，浪费了许多时间，伊列什要去那里找潘斯基谈点事情。此前不久，我想到是否可以让国家电影院给我弄一些电影《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剧照，于是，就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潘斯基。可是，不走运。潘斯基给我来了一大套莫名其妙的说词：千万别在国外提起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有外国影片的剪辑，说不清到底剪自哪些外国影片，担心会引起不快——总而言之，他小题大做了一番。除此之外，他还竭力游说伊列什立刻与他合作将戏剧《暗杀》搬上银幕。不过，伊列什却有礼貌地坚持拒绝这一提议，这才使我终于有机会能同他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鲁克斯”）进行一次交谈。谈话获得了预期的成果；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张有趣的、关于当前俄罗斯文坛分化的图表，是基于每位作家的政治倾向而做出的划分。与伊列什的谈话结束后，我立即去见赖希。晚上，我又去了拉赫林家，是阿丝雅要我去的。我实在太累了，就坐了雪橇。在楼上，我看到了那位哪儿都少不了他的伊廖沙将军，他买的糖果堆成了山。我自己虽然没有带阿丝雅要的伏特加，因为没买到，但带去了波尔图葡萄酒。这一天，主要还是第二天，我和阿丝雅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就和我们在柏林的时候差不多。阿丝雅很喜欢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情。她提到要去柏林格鲁纳瓦尔特区与我同住，我告诉她这不可能，对此，她很不满意。我是在这天晚上得到了拉赫林相赠的那把高加索匕首的。我一直待到伊廖沙离开为止。我谈不上很满意；后来却十分称心，因为阿丝雅坐到了我身旁的一张双人沙发椅上，那里原先坐着的人都转过了身。不过，她跪在座位上，把我的真丝巴黎假领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可惜我已在家吃过了晚饭，桌上那么多的糖果我已吃不下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