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疾病医疗史的学习与摸索不觉已有五个年头了，五年的时光，在学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段比较完整的学术经历了。然而对我来说，总觉得自己步入这一领域不过是眼前的事，对此的探索也才刚刚起步，回想起来，当初是怀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和浓烈的兴趣开始这一学术旅程的。岁月流逝，兴奋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隧道中，但兴趣却有增无减。与人之生老病死直接相关的疾病医疗这样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被我们的“历史”实在尘封得太多太久，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似乎都可以激起自己对以往人类生活经验和生命存在方式的深思和探索欲求。疾病医疗自然远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但无论如何，这一直指生命的论题不应总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太多的未知数的确让我当时一心想探个究竟，但面对这一前人甚少涉足的跨学科论题，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一直学历史出身，对中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均是外行；其次，因为是新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构架以及资料线索（恰恰这方面记载少而零散）等方面都比较缺乏可资借鉴的成果；再次，古代的疫情本身就是一个有趣却困难重重的问题。这些实实在在让我感到前途荆棘丛生，但最终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并有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在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同时也期许自己能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度删改而成的，我已无法梳理清楚个中包含着业师冯尔康教授的几多思想和心力了。先生向以功力深厚、学问严谨扎实享誉海内外，同时，他也从来不缺乏对理论和国际最新学术动向的关注和深刻领悟。如果没有先生对境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及时引介和对笔者探索新课题的积极鼓励，恐怕很难想象在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会有将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论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愿望和勇气。不知不觉中，跟随先生左右已经整整八年了，回想当年之所以从生养我的江南来到北国的南开园，似乎完全是因为先生学问的召唤。八年的耳提面命，先生在为学与为人、学习与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我的实在早已多得无法尽述。在日常的交往中，我总是能感受到先生的慈爱与亲切，但先生在学术上老而弥坚、老而弥新的孜孜追求和生活上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却又往往于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威严与激励，让我不敢懈怠。在南开求学的日子里，先生而外，张国刚教授、常建华教授、杜家骥教授和阎爱民博士等师长也给了我众多的关心和教益，特别是常老师，以其不温不火的方式和知无不言的精神，向我展示了明清史研究的瑰丽风采，并引领我在这块领地中耕耘。不用说，自己任何点滴的进步，都是与以上师长的教诲和关爱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