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上是由拒俄义勇队、学生军演变扩大而来，精神上则是甲午战后中外矛盾不断激化，新知识群救亡振兴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士绅发生重大变动，从中分离出一个新的群体，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受西学东渐影响较深的开明士绅，一是国内外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面对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和变法自救的失败教训，目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亡振兴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从明治维新思想家那里改头换面搬来的“军国民主义”。
“军国民主义”的概念，由日本倒幕思想家的军国观与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观相融和演化而来。[1]1901年11月，林獬、林长民等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主办的《译林》杂志，从第9期起连载长篇译文《军国论》，文章以欧洲近代战争为例，分析指出，战争胜负决定于综合国力，近代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全民皆兵。次年2月，蔡锷（署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开始发表长篇连载《军国民篇》，详尽论述了在中国提出军国民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他说：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一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此奋发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国罹麻木不仁之病，群医投以剧药，朽骨枯肉，乃获再苏，四肢五内之知觉力，逐日增加。然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