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7、8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池谦让菊、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1]，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2]。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横滨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3]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关系复杂化。唐虽有种族意识，但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却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1898年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这显然是指唐才常。同时，“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5]。这里则是指草堂系师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