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工人阶层还没有受到某些“领袖”人物的感染，那么，在当前，怨恨所起的当今社会的主要作用在工人阶层内部就远比在日薄西山的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下属官吏内部小得多。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更为详细地研讨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最后，我还把“变节者”这一类型和（在更小程度上）“浪漫的”心态或甚至该状态的本质特点之一，称作怨恨之人的两个特殊“精神”亚类。
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偶尔大幅度改变自己坚信不疑的宗教信仰或其他（政治、法律、哲学）的深层信仰，或者，这种情况不是连续不断地，而是突然而断续地发生，那么，这样的人不应当被称为“变节者”。“变节者”应是这样的人：其新的信仰从精神上讲并非是该信仰的积极意涵，他在生活中不去实现与此意涵相应的目的，只生活在反旧信仰的斗争之中，只为了否定旧信仰而生活。他之所以赞同新意涵，仅只因为这是从他的过去精神中延续下来的报复行动链中的一环；精神的过去确实像网一样把他缠住了，与之相对的新事物只起着关系网上的一个网眼的作用；他就从这一网眼去否定旧事物，批驳旧事物。所以，作为宗教类型的“变节者”与“重生者”截然不同。对于“重生者”，新的信理和相应于新信理的新生活核心过程本身，是有意义、富有价值的。尼采恰切地强调说，德尔图良[24]的《论观照》第29章里的一段话（见《道德的谱系》第49页）是这种变节者怨恨的极端表达；照这段话的说法，天堂里的人享有极乐，而极乐的一个主要源泉，应该在于他们看见罗马的代理执政官在地狱里遭受火焚之苦。德尔图良的“正因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论基督的肉身》，ctr.5；praeser.7）这句话把他捍卫基督教的方法——其实是对古典价值的报复的一种继续——总结得实在精辟，是他的变节怨恨的一个典型的表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