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志》记系狱：“而东院官复诬奏李公越境邀其功。上怒，遣使就钓鱼诛立者三，王皆止之：立若诛，则钓鱼人皆当为俘虏。王欲陈于上，未行而薨，留立京兆狱，而行院、王相府、枢密院皆莫与之辨。”据此，东院以李德辉越境邀功上奏，同时将王立系狱。东院提出的理由，据《元史》记载是王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且降臣李谅又讼王立曾杀其妻子，有其财物，世祖下诏杀王立。[16]东院此时可以上奏李德辉邀功、请诛王立，原因或在于此年四月，“（至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命不花留镇西川，汪惟正率获功蒙古、汉军官及降臣入觐”[17]，东院将官因平蜀入觐，有机会面圣奏请。而西院不花留镇，李德辉以王相还邸，没有人在朝中说明真相，故东院奏请可以得逞。《贺志》：“上怒，遣使就钓鱼诛立者三，王皆止之”，安西王希望保全王立，“王欲陈于上，未行而薨”。又据《元史·赵炳传》，安西王死在至元十五年十一月[18]，此前数月，王立一直系狱。安西王死后，行院（东院）、安西王相府、枢密院对此莫衷一是，最后不知如何执行。
姚燧《贺公神道碑》记载此事极详：“东院械立，奏杀之。时安西王受诏征莫比，未知合既下也，自军中下教，长安遣燧乘传招之，下则许贷立死，以为安抚使。而诛立敕使先至，其日将醢之，而教亦至。东院以敕、教违，行死生异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别室。相符（府）、东院各使再请，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闻。会西院遣都事吕端善他事至京，语公其然，公即入闻。帝诘宥密臣曰：‘卿辈以杀人为嬉耶？使立生至则已，死则汝其从之。’驿致立，为合之安抚使，（赐）虎符。先师许左相多公力能回天，还而立见，谢曰：‘（李公）教治臣于始，贺某活臣于终，惟死以报’”[19]。姚燧本人也是王立系狱一事的亲历者，见证了许多事情。至元十五年三月，王立以合州钓鱼城降，安西王此时在平定六盘山叛乱的军中，不知合州已降，军中发出宽贷王立的教旨也当在此后不久。姚燧带着教旨前往时，王立已经系狱，而且世祖杀王立的敕旨也到了，敕、教相左，不知如何执行。东院不敢妄动，“（安西王府）破械出立，而幽之别室”。[20]《贺志》所言：“留立京兆狱”，即将王立转到京兆府羁押，说的可能是同一件事，这是《贺志》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王立被转到京兆府而不在东川行枢密院势力范围内羁押，这是他在长达数月的诉讼中，虽有三道敕旨，也没有被借故杀害的关键。也正是因为王立在京兆府狱中，而据《贺志》所记世祖三次下达的敕旨“就钓鱼诛立”，当时王立已经不在钓鱼城，东院虽有敕旨，也无法实施，安西王府却可以便宜行事，争取时间，上报朝廷，为王立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