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方向是宋史。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观察10—13世纪宋、辽、夏、金、蒙古的多元文化与多边互动，理解第二个千年中塑造中国的复杂合力。统一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在帝国旧疆之内各民族政权纷纭而起，迭代而兴，相互对峙，各政权既有其自身特点，但在文化与政治观念上又共享了许多汉唐以降的传统。这些共享的传统为重新整合统一帝国提供了资源。如果要构筑一个中国近世的原点，那么许多问题的追溯可能都会集中到第二个千年的统一帝国，这些包容性极强的帝国是由10—13世纪族群互动的复杂合力磨合出来的，为中国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格局，直到20世纪前期，这种大格局在根本性的方面基本没有改变。胡适曾主张中国的现代阶段是从1000年的宋开始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讲，10—13世纪族群互动、交融形成的帝国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理解这样的历史进程需要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如果仅从某一政权或某一断代（比如宋代）的角度，很难对这个时代做出准确的判读。所以，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很早就倡导“大宋史”“贯通宋元”的研究路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为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振奋。然而，随着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凭自己的禀赋和学识，离这样的目标差距尚远。于是，目标变成了憧憬。既然是憧憬，也就自我减压，凭兴趣，走到哪里算哪里，能走多远算多远。憧憬裹挟着兴趣，我自然而然地对民族交融的新史料充满热情，对展现多边互动的新视角满怀信心，但也苦恼于不能把这些“散点”突破整合成更具贯通性的叙述、普遍性的结论。有时我也自我安慰，或许根本没有这种想象的贯通性、普遍性，对具体事件的描述本身已经可以透视时代的丰富内涵。但这毕竟不能从内心深处说服自己，我还是觉得每个时代都存在可以感知和表达的贯通性、普遍性，当然不一定就是现在热衷讨论的“认同”“身份”“性别”“建构”等概念。这不是说自己就很高明，超凡脱俗，其实这些概念我的文章中也在使用。道理很简单，浩繁的史料总得找一条“线索”穿起来成文，最偷懒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政治正确”的概念抓过来就用，连缀成文，看起来似乎还颇有“问题意识”。老实讲，我是未能免俗，但一边使用，一边深表怀疑。我还是希望能表达出植根于本土，且符合时代语境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