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但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
其二，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曾经担任《时务报》东文翻译、出版过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学史》的古城贞吉明确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2]在稍后答复京师大学堂同仁委托调查事项的函件中，吴汝纶明确表示：
柳溪兄所示二条：日本与吾国，国势、政体、民情皆有异同，比较之法，不可不讲。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华学与西学有不能并在一学者，今开办之始，不能遽臻妥叶。日本现行学制，太氐西国公学，而尤以德国为依归。鄙心所疑者在中学，科目太多，时刻太少，程度太浅，余则似无可议[3]。
其三，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后一事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4]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1903年已经成立。
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1.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20世纪初的事。2.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趋向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