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布莱希特的《母亲》[5]的首演
布莱希特曾说，共产主义是中庸的（das Mittlere）。“共产主义并不极端。极端的是资本主义。”至于它有多极端，则从它在家庭及任何其他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中可见一斑。资本主义坚决捍卫家庭，即便在某些条件下，任何一种对家庭生活的强调都会加剧种种非人道处境给人带来的痛苦。共产主义并非极端的，因此，它不会想到干脆就把家庭关系给废除了，而只是去检验，能否将家庭稍作改变。它自问：家庭能被拆卸开来么，以便让拆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家庭发挥别样的社会功能？然而，这里所谓家庭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指家庭成员，而是指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很显然，这其中没有哪种关系比母亲和孩子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此外，在家庭的所有成员中，母亲的角色是最为分明的：她生育后代。而布莱希特这出剧提出的问题则是：母亲的这一社会功能可以转变为一种革命性的功能吗，又该如何转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一个人越是直接身处生产关系中，他所受的剥削也就越严重。在现今的种种境况里，家庭是一个机构，它将女人当作母亲来剥削。佩拉吉娅·沃拉索瓦（Pelagea Wlassowa）是“一个工人的遗孀，同时也是一个工人的母亲”，她便是这样一个遭受双重剥削的女人：一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遭受剥削，二是作为女人和母亲而再次受到剥削。这位受双重剥削的产妇，她代表了遭受最大程度贬抑的被剥削者。若母亲们也被彻底改变了，那就再没什么其他人和事需要变革了。布莱希特[这出剧]所做的是，以变革母亲为对象而进行一次社会学实验。与此相关的是一系列简化手法，它们并不具有鼓动性，而具有建设性。“一个工人的遗孀，同时也是一个工人的母亲”——这其中包含了首个简化手法。佩拉吉娅·沃拉索瓦，她只是一个工人的母亲，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无产阶级女性这个概念的初始含义。（Proles[无产者]的意思是后裔。）她，这位母亲，只有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便足够了，因为最后事实证明，她只用这一根摇杆便可以操作整个棘轮装置，并通过这装置将其母性能量传送给整个工人阶级，做饭从来都是她的事，生育了子嗣的她成了儿子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者。而如今，这种再生产却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对于她做出的吃食，儿子只是抱以蔑视的一瞥。尽管这只是对母亲的轻轻一瞥，却让她不知所措，因为她不知道：“你们的饮食里少了肉，｜这并不是人们在厨房里做出的决定。”[6]她去分发的传单中，写的可能就是上述或类似内容。她之所以去分发传单，并不是为了要助共产主义一臂之力，而只是想帮助儿子，因为分发传单的命运落到了儿子头上，这是她为[共产]党贡献力量的开端。通过这种方式，她将自己与儿子间即将产生的敌对关系转化成了两人与共同敌人的敌对关系。事实上，母亲的这种行为也是适于用来帮助[子嗣]的唯一形式，在此，这种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母亲对子嗣]帮助的缘起处，即母亲围裙上的褶皱。同时，作为被剥削者们团结一心的表现，这种形式也证明了其在社会中的简洁有效性，而这种简洁性则如同动物性那般，是与生俱来的。母亲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从上述那种最初的帮助一直延续至最终的帮助，即工人阶级的团结一心。在交出[工厂里生产的用以制造武器的]铜之前，她向众位母亲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话并非源于和平主义，而是她向她们发出的一番革命号召，[她告诉她们，打算交出铜的]她们出卖弱者事业的同时也将出卖自己孩子们的事业，出卖她们的“（围裙上的）褶皱”。也就是说，这位母亲向[共产]党靠近时，首先是从帮助儿子的角度，然后才是从理论角度出发的，这是该剧中的第二个具有建设性的简化手法。这些简化手法的任务在于强调母亲的说教的朴素性。因为叙事戏剧的本性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性对照（这种对照意味着，戏剧人物在爆发行动的同时也开启了展望理论的视野），将取代意识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非辩证性对照（这种对照意味着，戏剧人物只有在进行反思时才能联想到自己的行为）。因此，叙事戏剧是遭了暴揍的英雄之戏剧。在叙事戏剧家看来，古人的一条教育箴言或许可以改写为：没有遭到暴揍[亦即失败]的英雄不可能成为思想家。而那些说教，即母亲在遭受失败或在等待时（对于叙事戏剧而言，这两者之间并无区别）用来解释自身行为的说法，它们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她是用歌唱的方式把它们给唱出来的。她唱出了不利于共产主义的言论；她唱出了：六十岁的女人，你得不断地学习；她唱出了第三番事业的赞歌[7]。并且，这些歌都是她以母亲的身份唱的，因此，它们都是摇篮曲，都是唱给弱小却势不可挡地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的摇篮曲。作为母亲，她把这个共产主义置于自己的保护翼下；此时的共产主义也表示了对她的爱，它就如儿女对母亲的爱那般，即儿女之所以爱母亲，并非因为她的美貌、威望，抑或她的优秀，而是因为，她能源源不断且不知疲倦地提供帮助，因为她是帮助之源的化身，并且，她能不断地投身帮助之中，她是务实的，且不带虚情假意，因而能毫无保留地帮助不断需要帮助的共产主义。母亲是实践的化身。在她泡茶时，在她卷制俄式馅儿饼时，在她探望身陷囹圄的儿子时，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为共产主义服务。并且，在被扔来的石头击中时，在被警察棍棒相向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她实施的所有武力措施也都丝毫动摇不了她。母亲是实践的化身。也就是说，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高昂的**，所看到的只有确实可靠的品质。而若当初母亲不曾质疑共产主义，那么，她也就不可能变得如此可靠。但必须明确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之所以提出异议，这并非因为这么做能使她受益，而是出自人的健全理智。“这么做有必要，但这么做难道不危险么？”——人们对她说这样的话根本没用。即便人们对她说，她所为之付出的是些空想，这对她同样也起不了作用：“祖赫林诺夫（Suchlinow）先生的工厂到底属不属于他本人呢？到底属不属于呢？！”但是人们可以向她说明的是，这工厂只部分地属于祖赫林诺夫的财产。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健全的人类理智之道。——“你们与祖赫林诺夫先生之间的争端，关警察什么事？”她逐步踏上人类理智之道的过程恰恰与极端主义相反，这一过程将母亲带到了五月大游行队列的最前端，并使她在那里遭受了失败。这便是母亲的故事。现在便可以反过来再看事实了，我们可以追问：若母亲是领导者，那么儿子呢？因为，博览群书并准备担当领导者角色的毕竟是儿子，而并非母亲。此处进行了重组的因素有四个：母亲与儿子，理论与实践；它们玩着“交换吧，交换小树苗”的游戏[8]。一旦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旦健全的人类理智占据了领导者的位置，那么，理论就可以用来操持家务了。那样的话，当目不识丁的母亲在印发传单时，儿子就得担负起切面包的工作；那样的话，生计也就不再按照性别去对人发号施令了；那样，无产者的居所中便挂上了黑板，并在厨房和寝榻之间开创出了一片空间。当一个国家在寻找经济发展之路时，下与上的位置已经发生颠倒，那么其中的家庭便也得相应地发生些变化。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是，母亲便得接替象征着未来之理想的新娘之位，并用她40年的过往经验来验证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因为辩证法并不需要雾气昭昭、虚无缥缈的远方：只在实践的四壁围罩中，它便已经宛如身处自家了。站在了这一关键时刻开端的辩证法道出了《母亲》末尾的那一番豪言壮语：“‘绝不’变成了‘就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