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届全国音乐教育者年会上的讲话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996年4月19日
成百上千的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参加了这个音乐教育者的盛会。茱莉亚学院和美国音乐教师培训机构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我把这个演讲看作接近了解这些机构的绝好机会，也借此把我对美国音乐教育的忧虑分享给大家。
这份演讲稿是根据1994年，我在美国音乐指南发表的一篇题为“音乐檄文”的文章改编的。
我很荣幸和高兴地参加第55届全国音乐教育者两年一度的在职会议。参加这个年会对我来说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和父亲曾多年参加年会，并在布置的丰富多彩的某一展厅向学生和老师们介绍波利希巴松管。所以我很高兴再次参加这一盛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成就和个人偶像混淆不清的年代。如今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通常以美元收入为衡量标准。好莱坞每周不间断的根据票房收入账表公布新片业绩，宣布哪部影片成功，哪部影片失败。百老汇、甚至林肯中心都用类似的方法来衡量成功。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社会把艺术成就和金钱收入相提并论，这使二者难解难分。
曾担任过茱莉亚学院院长、林肯中心总裁的美国著名作曲家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说他年轻时曾帮助百老汇著名制作人比利·罗斯（Billy Rose）的“七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做音乐协调工作。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重返舞台的剧作。该过程包括名师科尔·珀特（Cole Porter）的歌曲，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编舞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序曲。斯特拉文斯基最终把这首乐曲命名为“芭蕾之景”。
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完这部作品时，罗斯担忧这部作品所需的乐团要远远超过他之前预测的乐池容量。罗斯让舒曼马上和斯特拉文斯基联系商讨削减乐团规模，这样每周支付给乐手的薪酬费用也会相应减少。舒曼当然不情愿和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商讨这么敏感的问题，除非他相信作曲家会同意修改器乐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