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味起担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31年，心中总会对这个令人崇敬的学院以及职员产生一种敬畏感。在建院一百多年里，茱莉亚学院和其前身，音乐艺术学院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断创新，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传授以艺术为生涯所需的价值和技巧。
茱莉亚学院在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茱莉亚学院的存在，美国和世界表演艺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我个人来说，在担任院长期间，经历了自身和专业上的成长、挑战、成功和失败，也经历了许多赋予人生价值的人类情感和活动。我很荣幸并感到振奋能继续与茱莉亚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共同努力，以保障这一伟大学院的健康和成长。
1984年我申请这份职务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一令人敬仰的学院的领军者。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只有36岁）经验不足。仅仅是位巴松管演奏家 （倒不是说这有什么错，只是前两任院长——威廉·舒曼和彼得·曼宁都是著名的作曲家）。1983年秋，我刚被任命为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与妻子伊丽莎白还有我们的两个小孩在刚刚购置的新家过着甜美的生活。彼得·曼宁于1983年6月去世。茱莉亚学院的两位教师茱莉尤斯·贝克（Julius Baker） 和德罗希·迪雷（Dorothy DeLay） 得知还没有找到接替彼得·曼宁的人员时，就督促我申请这个职务。
我把申请程序当成一次学术演练来看待。首先优化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写了一封信，主动对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当我收到参加面试的邀请时，真的以为他们把我作为后备人选考虑。但我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这场角逐，哪怕只有几分钟而感到一丝紧张的兴奋。
我的面试安排在二月中旬。而我父亲却于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他在20世纪80年代患上中风，后来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我所熟悉和爱戴的那个充满朝气和快乐的人。父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巴松管演奏家之一（曾任纽约爱乐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演奏家），并在茱莉亚学院任教30多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茱莉亚学院的教育，但我觉得师从父亲演奏巴松管，从中对茱莉亚式教育也有所体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