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撰写“续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先生来约一本“文化寻踪”性质的小书。我想到了明清之际赣南的易堂。“续编”中将有一组以易堂为分析材料的论文，写作时曾为不得不舍弃一些生动的材料而惋惜。倘若没有此次稿约，也就一任其被舍弃，这时却有画面由记忆中浮出，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识人，似乎隔着一大块时空在向我呼唤。
不必讳言在长时间的“论说”之后，“叙述”对于我的吸引。“易堂”在我，是可供叙述的材料。或许只是为了“叙述”，只是不忍舍弃“叙述”，才终于想到写这一本小书的。我也依然在寻求挑战，包括寻找文体、笔调，寻找别种表述的可能性。随笔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自然有助于缓解“做学术”的紧张，将被“学术文体”筛除的零碎印象、感触，搜罗拾掇起来。至于一再写到易堂，并非出于“价值”方面的估量。我确也不认为这一群体有何等重要；我的意图不过在借此个例，打开某些被忽略的视域，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丰富性得以展现而已。
有明一代，江右曾经是王学重镇。赣州虽与泰州学派一度活跃的吉安相邻，魏禧、彭士望对王阳明也备极倾倒，却与王氏发起的思想运动以及上述思想派别没有多少关系，与江右王学中人所从事的社区改良活动也无关。他们不在那一传统中。因而本书所叙述的群体不但不具备思想史的、也不具备社会史的重要性。写这题目，我的兴趣仍然在“人”，在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选择，在那一时期士人的所谓“心路历程”。易堂吸引了我的，毋宁说是其“表述”，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绘与彼此状写。我曾由易堂诸子的文集中读“言论”，这回则是读“性情”、读“行踪”、读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班士人的文集中，确也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可据以想象其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