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我的生日，11月5日，上午10点。
我躺在协和医院冷冷的手术台上，胸部以下毫无感觉。
往脊椎注射麻药的时候并不疼，也没有让我感到害怕。可能因为麻醉师英俊、高大的缘故吧。
麻醉剂像温过的花雕酒一样让我的脊椎发热，很快便有了醺醺然的效果。
然而，麻醉药到底与酒的感觉不同，麻药一瞬的温热过后是冷。
金属的冷。
麻药师一次又一次拿针试探我的痛感，偏偏我这时不住地哆嗦着，上牙磕着下牙，发出空洞而可笑的声音。
我无法容忍自己像西瓜一样躺在手术台上哆嗦。
但是，这样的尴尬根本无法阻止。
回想早上，我**地躺在冰凉的帆布包裹里，被男护士们抱上了手术床，女护士们推着我经过走廊，我的面孔一定很不自然。
穿惯了衣服的我，被剥得寸甲不留，即使是裹了被单躺在帆布中，仍让我觉得自己很像个光溜溜的海豚。
特别是护士们推着床经过走廊，在走廊里，我看到了如同检阅一样的妈妈、爸爸，还有和小鱼最亲密的男生——她的爸爸。他们很想表现出平静和轻松，让我减少一些紧张；但是，我看到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戏剧化。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
在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对我宣告了必须手术的决定。躺在手术台上，我眼前既没有电影里医生忙活着的紧张脚步，也没有剪刀的咔嚓声，我的胸部立着一个布帘，挡得我既看不见肚子上发生的一切，也看不见头顶无影灯反射的医生身影。
手术开始了。麻醉师的技术和他的长相一样完美，我没有一点痛感，好像躺在手术台上的不是我。医生们有条不紊，像切西瓜那么平静。他们在交谈着闲话：
“哎，你和他下班去哪儿……”
“待会儿你吃什么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