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北国黑土地松花江畔一个农家的土炕上。
在我降生之前，父母已经有了5个儿子。母亲做梦都盼生个女孩，用她的话说：“女孩不像野小子不听父母管教。”让她失望的是，我不仅不是她期盼的女孩，而且是一个比普通男孩子更不服管教的“野小子”。而3年后弟弟的降生，为家里凑足了“七条龙”，母亲的“女儿梦”算彻底破灭了。
要谈我的成长，先要说说我的父母。
父母都是生活在乡下的普通农民，但身上又具备很多不普通的东西。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读过两年私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人是文盲的中国农村，属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加之父亲悟性好，所以年纪轻轻就当了生产队会计，后来还被调到公社农场当会计，一干就是30多年。
父亲在屯子里的威望很高。这一方面缘于父亲的工作，在村民的眼里，掌管那么大的一个农场的财政，非得是了不得的人。而父亲多年来兢兢业业，时常受到表彰，更深受领导的尊重，大家也就更高看他一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父亲耿直的性格。熟识父亲的人都说他“嘴黑”，说话太直性，不给人留面子，可谁家有了什么事，还是都来找父亲。好多小辈分的人见了父亲都感到畏惧，但又从内心里服他。
说到母亲，有很多让我骄傲的地方。母亲出生于富商之家，她的外公不惜重金供子女读书，有的送至京城读大学，而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外婆也读了6年书，可见这个家庭对知识的重视。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到母亲这一代，已是普通人家，所以母亲竟一天书也没读，即便是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屯子里以善良和美貌闻名。说起母亲的善良，有好多细节让我终生难忘。比如，在那个贫苦的年代，每有乞讨上门者，母亲总是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米饭端给他们；母亲善待生命，逢年过节要杀鸡宰鸭的时候，总是念叨几句“阿弥陀佛”，以缓释内心的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