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多伊彻曾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1]而在斯科特看来，列宁是一位极端的现代主义者，极端现代主义是列宁理论中心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他把苏维埃的社会实践看作极端现代主义的试验场。他进一步引用鲍曼的观点指出列宁政治学在勾画蓝图时的应用。鲍曼指出，共产主义是现代性最投入、最有生气和最有气势的倡导者……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现代性梦想摆脱了冷酷无情而无所不能的国家的障碍，从萌芽发展到极致：宏大的设计、无限制的社会工程、巨大的技术、对自然的总体改变。费正清指出，中国的革命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建设新中国的最容易的道路，办法是在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结构中，保持受过信仰熏陶的官僚集团和能使中国社会井井有条的普遍的正统观念。[2]
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理性主义的崇拜，而极端现代性就是对理性的极度崇拜。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生长的历史土壤包括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地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权力的交替）。革命者相信通过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和理性的操作，可以按照自己的蓝图重建社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力主推行的“走俄国道路”的倡导以及诸多实践——在社会、经济领域开展的土改、阶级成分划分、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在教育领域内，学习苏联，大规模院系、专业调整、课程教材改革、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干部，并且通过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成功地消除了各种反对的声音——似乎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