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我的学生、学员，是他们最终成就了我。学生、学员让我把做教师当作快乐，当作最惬意的生活，最自然的生命。没有这些可亲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能走到今天!
学生是最好的人生镜子。教育的核心是“爱”，教育的民主是对孩子的尊重。这些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但真正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还是孩子。
1987年我评上特级教师不久，教研室希望我在语文教学研讨会上上一堂课。按课程进度，我上《一个粗瓷大碗》。
这篇课文记叙的是抗日联军政委赵一曼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一切为部队、为战友、为伤病员着想的故事。课一开始上得挺顺，首尾两部分处理得干净利落，学生情绪也挺好。进入教学的难点部分了，我问：“赵一曼手里捧着炊事班长给的这碗高粱米饭，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孩子们都举起了手。我还是选了副大队长杨晓辉。他是浙江省的故事大王，平时上课说话特别溜,还在电视剧《半块红纱巾》里担任过二号主角。可他站起来只说了半句话——“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又想吃又不想吃……”我的心“咯噔”一下，赵一曼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政委，是民族英雄，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哦？杨晓辉，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会像我们有的同学捡到东西一样，又想交，又不想交吗？请坐。”杨晓辉张张嘴，想说又没有说，坐下去了。我再问就再也看不见高高举起的小手了。我还没意识到“故障”的严重性，就说：“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请同学们打开书，再读读这几段，读完以后四人组讨论一下。”在同学们读课文的时候，我就下去问学生：“待会儿，你说好不好？”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杨晓辉是尖子，说了半句，就被老师请下去了，谁还敢自找没趣？孩子们想的，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课堂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求知的欲望，参与的热情明显下降。尽管对话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和情感思维碰撞的火花。不温不火，一直到下课。我脸挂不住了，感到非常窝囊。